丁堡骏丨警惕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关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几个问题

摘要: 在高等学校中最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就是在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教育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严重地边缘化,而西方资产阶级理论被强化和主流化的问题。

09-08 00:10 首页 察网

摘 要

在高等学校中最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就是在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教育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严重地边缘化,而西方资产阶级理论被强化和主流化的问题。例如,我们无批判地引进了西方的社会科学的课程体系;我们引进了反映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原版教材;我们有的走在全国“前列”的985和211学校,还引进了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熏染的经济学院的“洋”院长;在“洋”院长的主导下,这些学院的教师队伍出现了“洋”博士化,这些学院的学术评价体系也跟着西方化等等。

【编者按: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丁堡骏教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2月对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十三次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的重要指示的体会文章。这篇文章完成于2015年6月,原文发表在《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9期。鉴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也鉴于目前理论界对于意识形态问题认识上的分歧,因文章过长,特节选为三篇,分别推送以飨读者。 】

近年来却不断地有人反映高等教育的严重“西化”问题。2015年1月28至29日,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为开好这次会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会议召开后,习近平同志又专门对会议做重要指示。中央首先明确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的重要任务。中央强调做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事关党对高校的领导,事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中央强调做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中央要求,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要把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来认真抓好。会议之后,教育部长、各省市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以及许多高校的党委领导又纷纷出来表态,坚决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

然而,从中央到地方有这么多的领导同志都表态要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那么,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是不是就可以顺利地解决了呢?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轻率地得出这个结论。解决高校意识形态问题的措施,还仅仅停留在抓表面,例如教育部也就是抓一下西方原版教材的运用问题,还没有对高校中存在的严重的意识形态西化问题”拿出系统的解决方案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中,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其基本矛盾激化的时期以后,在资产阶级的衰落和无产阶级的不断成长壮大的力量对比中,由于无产阶级战胜了资产阶级而诞生的新社会。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后期,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失败,绝不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发生了变化,因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在,并且依然在不断激化。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大趋势而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虽然仍然要面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要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西强我弱”的不利局面,但是最终胜利仍然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必须要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要以大无畏的精神努力克服这些困难和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克服这些困难和挑战,首先必须要有坚强的不可动摇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高等学校是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肩负着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的重要任务。

(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阵地,高等学校必须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

解决做好高校意识形态问题,首先是要在思想认识上解决,我们究竟要什么性质大学的问题。2014年春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习近平同志视察北京大学。习近平同志在肯定了北大争取到2018年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同时,要求北京大学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不要把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而是要办成“第一个北大”。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中国高等教育要融入世界教育体系,就要和国际一流大学看齐。中国必须要承认差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不能指望很快就超越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等世界名牌大学。因此我们只能向他们看齐,争取做第二个哈佛大学或第二个剑桥大学。那么,习近平同志为什么明确要求不要把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而是要办成“第一个北大”呢?

我认为,习近平同志所谓的北京大学“要扎根中国大地”,不仅仅强调中国高等教育要为一个以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为疆土界限的国家建设服务,而且更强调中国高等教育要为在中华大地上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决定了中国高等学校首先必须是社会主义大学。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习近平同志为什么说要把北京大学办成“第一个北大”。在习近平同志的语境下,“第一个北大”的寓意,绝不是我们不去和世界一流大学争高低,绝不是我们从一个狭隘的视野出发满足于“国内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崇高的事业。作为这项伟大事业的一个部分并服务于这项伟大事业的一流的北京大学,既是中国第一,当然也就是世界第一。因此,我们可以暂时不去和世界一流的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争排序,而是要扎扎实实地办社会主义大学,这样的北京大学一定是领先于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是中国第一个北京大学。

作为社会意识的生产和传播者,高等学校首先,必须要通过科学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绘制经济、政治、文化、国家和法律等意识态蓝图;其次,作为高级人才的培养机构,高等学校必须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两项划时代的任务决定了,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中国大学是中国一流的大学,也一定是世界一流大学。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看,世界一流大学例如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虽然目前还是世界一流大学,但是这些大学毕竟是作为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领域,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服务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这些大学未来发展的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绝对优势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西强我弱”的局面必然会发生逆转。因此,这些曾经的一流大学必然会表现出不符合时代需要的落伍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高等教育要追求办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而不能盲目追求照抄照搬西方,办成为国外一流大学的仿制品。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思想,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上的具体体现。

(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高等学校必须要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高校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大批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青年学生首先要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在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活动中成为主力军。因此,高等学校必须要培养学生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应用技术知识,为社会生产服务。高等学校在这些领域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就教学内容方面来看,是不涉及或很少涉及社会意识形态问题的。当然了,就这些自然科学知识和应用技术知识本身和传授这些知识的一般方法论来看,也有一个如何将这些知识本身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出来的问题。还有,作为高等学校培养对象的大学生,还要解决一个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和应用技术知识为什么人的问题。因此,即便是高等学校中这些纯粹自然科学知识和应用技术知识传授的领域,也要坚持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教育。

此外,物质生产过程具有二重属性:一方面要发生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还要发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高等学校要在培养青年学生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应用技术知识,开设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应用技术知识的院系以外,还要专门开设以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为主的院系和专业,以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专门的社会科学人才。这样的院系和专业,直接的教学目的就是培养青年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反应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知识。在这些院系中更需要我们深入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沿知识。

可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高等学校中深入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意识形态错乱而导致亡党亡国,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反面教材。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必然会使执政党在行动上偏离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执政党的错误意识的影响下,青年学生不信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不信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被淡化、弱化、动摇到最终被颠覆,这是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失败的前车之鉴。苏联东欧国家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最终亡党亡国的反面教材教育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刻都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建设。高等学校是意识形态战略高地,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和人才支持。高等学校必须要向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必须把青年学生打造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的意志坚强的人才。

(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高等学校必须切实解决当前存在的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

中国高等学校意识形态,究竟是否存在问题?究竟存在何种程度的问题?有人认为问题非常严重;有人则认为没有什么大的原则问题;有人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从当前高等学校反映出来的问题来看,主要可以列举出以下几个方面:在课堂上有个别教师公开否定和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公开辱骂我们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有个别教师公开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张用西方资产阶级“三足鼎立”的政治制度取代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个别教师在课堂上公开宣传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观;有个别教师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等。这些问题虽然性质恶劣、影响较坏,但是,由于是发生在个别教师身上的个别问题,所以只要我们提高认识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能够很容易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加以解决。

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中国高等学校中是否存在全局性的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在高等学校中最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就是在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教育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严重地边缘化,而西方资产阶级理论被强化和主流化的问题例如,我们无批判地引进了西方的社会科学的课程体系;我们引进了反映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原版教材;我们有的走在全国“前列”的985和211学校,还引进了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熏染的经济学院的“洋”院长;在“洋”院长的主导下,这些学院的教师队伍出现了“洋”博士化,这些学院的学术评价体系也跟着西方化等等。

目前我国高等学校意识形态西化问题已经积累到了必须彻底解决的程度了。应该承认,以往不同时期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很不够的。那时我们抓意识形态工作只重视局部而不重视全局,只重视点而不重视面,不善于从辩证的运动和发展的观点开展工作。因此,我们总是停留在治标阶段,而没有涉及到治本。由于意识形态问题没有根治,意识形态病症总是隔一段时间就会复发,而每一次复发后意识形态病情都进一步恶化。现在,甚至我们针对意识形态问题所拿出的治疗方案和对策,有时也会成为削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手段。例如我们重视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我们曾经将高校原来的马克思主义教研部(或教研室)升格为马克思主义学院,曾经将马克思主义课程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学科。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统领其他学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发挥作用,由于我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意识形态工作和其他相关学院的具体学科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结果在高等学校里就造成了唯有马克思主义学院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单位。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科建设被公式化、教条化。而相关的专业院系却成了意识形态错误思潮泛滥的世外桃源。现在有的高等学校的经济学院、法学院、文学院、历史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院等单位普遍以强调纯科学”为名,不分青红皂白地片面强调“更多引进外国资源”。我们的教育全盘西化,甚至已经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高等学校。仍以经济学教育为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等学校经济学教育也有学派之争。例如,凯恩斯主义就否定数理经济学。凯恩斯在《通论》中写道:“近来出现的绝大多数的‘数理经济学’不过是一些拼凑而成的东西,其不精确的程度和他赖以建立的假设条件相同。这些东西使其作者能在一堆杂乱的徒有其表而又无用的数学符号中忽视掉现实世界中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6]由此在西方信奉凯恩斯主义的院校领导人也不主张把数理经济学作为自己院校的主要课程来开设。凯恩斯主义作为国家干预主义,是反对经济自由主义特别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因此,在凯恩斯主义者主导的院校里,是不给新自由主义提供讲坛的。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是非主流经济学,因此在主流经济学家主导的院校里,也是不给新制度经济学以主要讲授地位的。在上世纪50年代的英国剑桥大学,新自由主义是很没有教学地位的。今天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犹他大学等院校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奉为主流,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没有占据主流地位。另外,同属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也只能选择自己有发挥余地的大学进行研究和讲授。凯恩斯主义集中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院校,而新自由主义则集中在芝加哥大学等院校。对于这些情况,我们中国的教育主管部门和高等学校的领导人似乎是一无所知。中国大学的院校课程设计者,只从字面意义来理解课程。在他们那里,不同课程名称代表不同的知识面,因此他们都力争要通过课程设计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于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经济计量学、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企业理论、法经济学、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产业组织学等等,都被看作是独立的不同领域的专门知识。本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同属于经济学,但是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却把它们并列为两个二级学科。似乎二者可以井水不犯河水。本来经济计量学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流派,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这个流派评价也多有批评,因此其在西方各个大学开课情况也很不一致。然而,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却将其作为与经济学并列的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这恐怕在世界范围内唯有中国的教育主管部门能表现出如此的无知无畏。其他例如法经济学、企业理论、产权经济学都属于新制度经济学,而我们的大学课程设计中却把他们当作不同的学科和不同方面的知识。现在,中国大学纷纷将这些不同名称的“经济学”搬上了大学课堂。这是空前的思想混乱!这是前所未有的无知无畏!这是空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泛滥!

出现上述的混乱局面,原因在于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学马克思主义没有能够占领高校意识形态阵地。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这些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要在不同的学科层次上进行运用的。没有这些具体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被束之高阁空洞理论。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注意在学科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会出现严重的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注意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彻于具体的学科领域,同样会出现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被孤立化教条化严重后果。目前我们高校出现的意识形态问题,是我们长期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而导致的意识形态严重偏离马克思主义而全盘西化的问题。要彻底解决问题,我们必须要在思想认识上实现飞跃。我们必须要在思想认识上明确,在西方资产阶级社会里所进行的社会意识生产,说到底是资产阶级意识的生产;相反,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需要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无产阶级社会意识的生产。

因此,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我们高等教育原封不动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的社会意识生产,那么我们无异于精神自杀,必自食其果。现在,我们必须要从一个战略高度上深刻认识高等教育全盘西化的严重后果,以坚决果断措施尽快结束我们社会主义大学正在进行的资产阶级社会意识生产和传播的事实。努力把中国高等学校建设成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无产阶级社会意识的生产和宣传阵地。为此,中国高等教育在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必须要走自己的路。我们必须要创立我们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创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和评价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绘制经济、政治、文化、国家和法律等意识形态蓝图。这是解决我国高等学校意识形态西化问题所必须具有的政治立场和思想理论高度。

(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高等学校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要抓主要矛盾,实现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理论突破

如前所述,目前我们的高等学校在法律、历史、哲学、经济学、文学和艺术等等诸领域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严重西化问题。那么,我们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呢?前面我们已经强调了,纠正高等学校意识形态西化问题必须要有一定的政治高度。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如何抓住要害,拿出切实可行的有力措施来“事半功倍”地解决高校存在的意识形态问题。

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我们强调过无产阶级阶级立场的重要性,强调过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重要性,强调过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重要性。然而,在具体实践中我们又深切地感到,他们似乎是同义语的反复。如果从其中任何一个具体提法出发,如果真的能够将这种提法贯彻到底,那么,由这种提法也都能够很顺利地到达另外一种提法。例如,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首尾一贯地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那么,我们就必然能够得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结论。反过来看也一样,如果我们能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那么,我们也一定是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余此类推。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才能在实践中始终如一地坚持和贯彻好其中的任何一种提法。我们的实践往往是,任何一种提法都要差“最后一公里”。因此,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大前提下,也还存在着一个如何更好地坚持的问题。这里涉及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具体地方式方法进行坚持。这个具体的方式方法问题解决不好,也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科学研究道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马克思从学习法律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经过重视哲学和历史研究,最后倾注全部心血以惊人的毅力专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创作。这条道路向我们展示了马克思发现真理的过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宗教、家庭、 国家、 法、 道德、 科学、 艺术等等, 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 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7]理解马克思这段话的真实含义,关键在于我们要弄清楚,何为“生产的普遍规律”?何为“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马克思在这里所谓“生产的普遍规律”,就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所谓“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就是奠定在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基础之上的“宗教、家庭、 国家、 法、 道德、 科学、 艺术等等”方面的特殊规律。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物质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经济基础,而宗教、家庭、 国家、 法、 道德、 科学、 艺术等等则是奠定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相反。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对于物质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进行研究的学科是政治经济学。因此,马克思的整个这段话就是强调“宗教、家庭、 国家、 法、 道德、 科学、 艺术等等”这样一些领域里的具体科学所揭示的特殊规律,要从属于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说,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百科之中居于首要地位。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并指出它们分别是对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继承和发展。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这三大组成部分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过程来看,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认识,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是从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开始的。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以后马克思才展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然而,我们从马克思写作哲学著作、科学社会主义著作与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写作时间分布来看,显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创作上所占用的时间要远远超过前两个方面著作创作所用的时间。[8]

事实上,马克思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研究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之后,又不得不回到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奠基人,马克思从事科学研究的路径选择归属和最后实现重大理论突破的研究领域,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说,因为有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论证,唯物史观才得以由科学假说变成了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样,因为有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论证,科学社会主义才从空想变成现实。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中占有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哲学基础,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所要求证科学结论。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命题,都通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通过《资本论》的逻辑论证得到了贯彻。因此,把《资本论》不仅看作是一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而且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和科学社会主义著作,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仍然是十分正确的。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不能离开政治经济学而独立存在的。有人坚持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只要学习《共产党宣言》就够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马克思可以只为人类工作到1848年,在此后漫长的35年里马克思可以休闲娱乐、享受生活。如果真的这样,我们可以设想马克思主义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如果没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就不会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就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国胜利学说,就不会有20世纪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我们认为,苏联东欧国家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成功,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指导,同样,这些国家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失败,关键也在于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指导。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不是在理论上像马克思那样,以科学的态度让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具体的理论命题和观点,具体落实在社会生产方式的每一个具体过程和具体环节之中。而是人为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部分划分出来,割裂开来,最后停留在抽象意义的物质和意识的“决定作用”和“巨大反作用”的抽象说教!

目前我们的教育部门正在抓紧采取措施,让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进课堂进头脑。但是,我们关注的是如何让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真正进课堂进头脑,化作教师和青年学生的实际行动。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进课堂进头脑,不能不以教师和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为前提条件。若没有教师和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即使是用行政命令进了课堂,但实际上也不会被教育者和青年学生所接受,最终还是被排挤出头脑、排挤出课堂。而要培养教师和青年学生使他们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教育。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收效不佳,主要的经验教训就是,没有将这项工作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结合起来。从马克思创作路径来看是,马克思所走过的道路是从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最后到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但是,从马克思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重点和核心来看,《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创作乃是马克思倾注毕生心血对象。因此,《资本论》是最好地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体的发展变化而揭示出来。《资本论》作为哲学著作,它比此前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更能体现理论对实际的解释力;作为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它比《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更有说服力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力量是如何从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和扬弃中产生和发展的;作为经济学著作,它比以前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雇佣劳动和资本》和《哲学的贫困》等更加科学和系统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

因此,在《资本论》中,哲学范畴和哲学原理不再僵化教条。在《资本论》中,科学社会主义命题不再脱离实际和空洞无物。在《资本论》中,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使科学社会主义奠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和发展的成就之上。过去我们总是相信在《资本论》之外还有一个独立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一个独立完整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是一种认识误区。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严重教条化、严重脱离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现这样的严重问题,不能不说是和这些国家的政党,在思想建设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有关。2014年7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曾经号召“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我们认为,认真学习和领会《资本论》中的哲学方法和科学社会主义命题,运用《资本论》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需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中国高等学校要真正做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资本论》教育教学工作。这是我们面对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斗争形势,抓主要矛盾、解决现实危机的必然选择。

【丁堡骏,察网专栏学者,吉林财经大学副校长、经济学二级教授】

注释:

6、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298页,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36.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

8、我们看到,马克思在1843年至1844年间完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部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第一部著作《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写于1844年9月至11月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创作于1845年春。《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 “贫困的哲学”》马克思写于1847年1月至4月。《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写于1845年至1846年。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在《共产党宣言》 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必定崩溃和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胜利, 他们以此武装了无产阶级, 规定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任务和目的。《共产党宣言》发表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标志。然而,就是在这些著作出版以后,马克思为研究政治经济学创作《资本论》付出了毕生精力,马克思在世时也只是公开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还仍然只留下了一批写作手稿。后来恩格斯继承马克思遗志将手稿编辑整理出版成现在我们读到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

点击“阅读原文”,更多精彩尽在察网:www.cwzg.cn


友情推荐:

昆仑策研究院

察网时评



首页 - 察网 的更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