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三部曲之二 :莫迪当国,改革大冒险

摘要: 22日,由于不满政府的银行政策,印度近百万银行职员在全国范围内参与大罢工,距离18日的码头工人大罢工不足一个星期的时间。两次罢工都指向了政府私有化改革。2017年,执掌印度三年的莫迪,正在改革深水区艰难博弈。

08-30 16:28 首页 北京商报


22日,由于不满政府的银行政策,印度近百万银行职员在全国范围内参与大罢工,距离18日的码头工人大罢工不足一个星期的时间。两次罢工都指向了政府私有化改革。


2014年,当纳伦德拉·莫迪当选印度总理之时,他满怀雄心壮志:“我要用10年,让你们看到“印度世纪”。2017年,执掌印度三年的莫迪,正在改革深水区艰难博弈。



01

罢工:计划经济的幽灵


在新德里核心地带的尼赫鲁公园里,有一尊列宁塑像。这个细节时刻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计划经济在这个国家身上留下的深深烙印。



银行大罢工则是个活生生的例子。由于不满印度政府的银行政策,印度近百万银行职员抗议国立银行私有化、抗议银行合并乱象,反对银行不注销不良资产的行为。


在此次大罢工的影响下,大部分国立银行持续关门歇业,银行的存取款、支票清算、跨境转账等业务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此,印度银行协会发出紧急通知,要求银行采取措施,尽量减少罢工对银行分支机构的打击和影响。


西华师范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龙兴春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称:“印度虽然是议会制民主政治,但在经济上仍是公私合营的混合经济,国有经济占主体。莫迪针对国企的私有化改革必然触动一些人的利益,而这些人又巧妙地避开自己的利益关切,打着抵制腐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旗号发出声响,试图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


1951年,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设立了计划委员会并担任首届主席,他希望在国家发展道路上效仿苏联,以国家计划推动经济。这个组织一直存在了65年,直到莫迪上台后废止并建立了“全国改革印度协会”。莫迪撤并了国大党遗留的一些带有计划经济特征的政府机构,如内阁自然灾害委员会、内阁价格委员会、世贸组织事务委员会和印度身份识别委员会。


银行业上一次大动静,还是换钞新政。2016年11月8日,印度总理莫迪将自己置身于执政以来最严峻的压力测试之中——当晚8点,他发表电视讲话,突然宣布废除正在流通的面值为500和1000卢比的纸币,当日午夜12点钟之后,这两种纸币将变成“废纸”,而新版的2000和500元面值卢比将投入流通。


由于准备不足,很多人都无法换到足够多的新钞,而旧钞的废止和小面额纸币的匮乏已经让很多人的正常生活难以为继。这场风波造成了数十人死亡,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抗议开始出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副研究员蓝建学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废钞改革已经让银行业看到了危险和混乱,这次银行业罢工其实折射了莫迪改革进入深水区,涉及到金融业的银行、土地劳动力市场等关键领域,这令利益相关群体普遍感到忧虑。银行的员工因此感到了威胁,未来可能面临下岗分流的风险。”


02

改革:“最大的困难是民主”



1999年,上一轮印度改革的第8个年头,国大党成立反思委员会,检讨国大党在1996-1999年连续三次大选的失败。得出的结论是,改革是国大党失利主因。有国大党议员认为印度的发动机应当在于更有效率的公共部门,尤其是地方部门,而不是私人企业。


今天的莫迪依然在解锁类似的难题:在零售业领域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是印度改革的一个新举措,引发了巨大争议,让政府左右为难。坚持推进,会招致左翼强烈不满;暂缓和放弃,又会让改革支持者失望。


“莫迪改革的大方向没有问题,一定会继续推进,但未来的步伐可能会出现调整。” 龙兴春认为。


土地、劳工、税收这三座横亘在印度市场经济面前的大山,是莫迪无法回避的改革。2013年,印度议会通过《土地征收、修复和安置中公平补偿和透明性权利法案》。该法案规定,在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向私人企业征收土地时,应在事先通过知情程序,征得不少于80%的受项目影响的家庭同意;在公私合作项目的土地征用中,至少要获得70%的受影响家庭的同意。80%和70%两道带有明显计划经济烙印的红线,让征用土地的谈判陷入旷日持久的僵局。


2015年初,莫迪政府提出土地法案修正案,核心内容是要求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和工业经济走廊项目不需土地所有者同意就可以按照市价征地。因国大党的甘地家族以保护农民耕地的名义强烈反对,该法案仍未能在联邦院获得通过。


印度现行劳工法案同样拥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在保护工人利益的名义下,严重束缚了企业发展,抑制了就业机会。根据1970年《劳动合同法》,如果企业雇用工人数超过100人,在未经政府许可的情况下,企业不得解雇工人,不得调整工人岗位,不得改变工人工作环境,不得对工作设施进行技术升级。而莫迪的《工厂法》修正案虽然于2014年11月在人民院获得通过,却在联邦院因遭反对而搁置。


莫迪希望通过单一的国家销售税(GST)来取代繁琐且混乱的邦州地方税,并放宽跨境贸易。印度各邦都有权力对自己所管辖的商品、服务实施不同的税率和税法。货物在各邦之间交易,其复杂程度类似于国家间的进出口贸易。而且,有很多税被中央和地方重复征收,严重阻碍了印度国内贸易,同时也困扰着外国投资者。


印度近几届政府都努力推行统一的商品服务税,但都因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问题和政党政治折戟沉沙。


税改的难题不仅包括央地博弈,还有复杂的技术衔接。龙兴春指出:“新旧税收制度的衔接问题,估计会产生一定时期的混乱。还有就是印度企业普遍还是用手工记账,电算化普及率低,企业财务和税务部门没有联网,征税工作难度大,加上现金交易比较多,偷税漏税难以控制。”


03

2019:年轻人的选票


任何有野心的政治家,其实都在投身这样一个危险的游戏——在国家的长远利益与当时民众认知力的极限之间,寻求一个微妙的平衡。


面对银行业汹涌的罢工,莫迪也许也会妥协。一份报告称,莫迪在余下任期内不大可能进行重大改革,或许将精力放在宣传上,用更低的税收获得人民的好感。“莫迪很有可能出现这种民粹主义的偏向,基于选举需要更加强调公平正义。” 蓝建学说。


本周一,印度总理莫迪与人民党所管辖的各邦邦长及代表齐聚新德里总部,举行了长达近4小时的会议,共议2019年印度全国大选蓝图,为大选胜选铺路。



这是2014年以来,莫迪第二次与人民党下属的各邦邦长开会。这次会议是印度人民党主席阿米特?沙阿为2019年大选所制定的策略中的一部分。为了助莫迪赢得第二个任期,沙阿曾公开表示,人民党要在2019年大选中赢得350个席位。


“现在的在野党国大党并不能成为强劲的对手。作为一个老党,国大党有些‘扶不起来’,推不出新人,官二代的存在又饱受印度年轻人的抵制。毕竟现在印度年轻人变了,没有实力的人对他们并没有号召力。”


在印度12亿人口中,72%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个国家的中间年龄是惊人的26.9岁。但巨大的青年人口并不一定带来人口红利。这可能是一个优势,但也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印度庞大的人口数量背后无法掩盖的事实,是大量贫困、亚健康、缺乏教育的年轻人。他们不提供生产,也不提供消费,几乎游离于整个市场之外。


莫迪的历史使命,就是将亿万仍处于边缘的年轻人口,卷入统一开放的大市场,让他们生产,让他们消费,激发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引导他们向社会提供服务。如果不能跨越这一步,印度的发展将难以持续,甚至在接近“中等收入陷阱”之前,就在低等收入的泥沼里徘徊。


而莫迪的改革就能否真正改变印度,没有比事实更有力的辩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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